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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英文期刊论文回顾 社会学经验研究热门选题

发表时间:2021-11-20

  原标题:2019年英文期刊论文回顾 社会学经验研究热门选题:精英研究与新自由主义

 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9年只刊了一篇研究EmmaPleansant的研究作品,研究工人如何通过“黑手文化”(getting dirty——台湾经济起飞时,有句话叫:“黑手变头家”,就是当好学徒跟着干,手变黑了,自己也就小老板,再接原来工厂的外包订单发家致富)的文化符像建构跨世代的技能传承文化。除了这篇,BJS真找不到这种研究工人文化了。

  那究竟还在研究呢?BJS可以说是“精英文化”研究转向的重要推手。国内已经翻译了西莫斯.可汗的《特权》一书,是近年这一研究的重要作品,去年也发了篇综述:

  芬兰学者Anu Kantola等人研究有自己的北欧特色:究竟全国最有钱的1%的人,他们的道德是怎样的,和国家的福利平等取向(芬兰往往在各项人类发展指数上排在Top3)是否相距。很遗憾,通过半结构访谈的方式,他们发现全国最有钱的人士,开放博士生中国气象数据网教育科。往往会在论述中建立“道德距离”,区分懒汉和勤工,更努力将自己与失业人士、工人阶级的界限划定“道德合法性”边界,与芬兰的主流社会的福利观非常不同。

  可能你也会和我有同样疑问:这些孩子,长大了,进了商学院,出来工作,自然就成了那1%的精英利己主义了。真的是这样吗?

  确实,在精英研究转向中,除了研究一般精英中学,还有一部分去专门研究商学院。我们再看北欧的另一个国家:挪威。Oslo Commerce School——也是个中学级别的商学院(不是大学的),是顶级精英子弟学校,他们学生同样会在乎文化边界(像芬兰学者所表明得那样)。虽然是运用了Bourdieu的经典的《区分》的观念,在这些孩子看来的经济资本如何转化为文化边界。有趣的是,这种精英的区分,是有性别之分:精英女生会更有苗条追求的,但男生却没有,派对和打斗的雄性表现反而更明显。那是不是这些有钱的孩子,就很会花钱,追求时尚呢?其实并不是。反而,他们虽然会大花费,但更要追求的是“更自然”的风格,并且鄙视那些只知道潮牌的学生。

  由此,就涉及到经典的布迪厄的象征/惯习区分+福柯式身体规训。放宽一些,还有学者在研究中产阶级精英是的漫长的教育规训史,可以更为清晰地表现这些中产阶级教育都在教孩子什么。荷兰学者Kobe De Keere等人对1880到2010年的480年教学建议档案进行了内容分析,从自我表达(如情感)、自我控制、个人才华等等方面分析,加入了Elias的视角。其实,自我克制和纪律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等概念正在衰落,现在更强调对儿童发展更具表现力和个人才华挖掘方面,似乎有反福柯的观点了,其背后和教育理念的更加民主化而非国族主义教育有关。

  究竟这些中学生精英,后来是怎么成为精英的呢?我们从“精英教育”转向“精英职业”。

  老牌社会学刊物The Sociological Review今年的一篇文章,就探讨这个问题。通过对丹麦(——怎么又是北欧!!)的416位精英的职业轨迹分析,提出精英之所以能becoming精英,尽管分按自己的工作部门有关不同,但一般和他们职业生涯中能积累自己的“组织资本”(organizational capital)有关,能在地理上、职业行业上一直帮到自己。

  相较于这本获奖作品是民族志研究,但今年有份量化研究,说明金融,会计和咨询三大行业的招聘毕业生背景,看似多元,但实际一分析那些真正拿高薪的,还是精英的再生产。

  上面这些讨论,基本上是从“精英轨迹”出发,但精英最厉害的力量,在于他们会成为“精英网络”。所以,近年会有研究企业董事会的连锁网络的作用。《社会学研究》已经刊过这些研究,比如马磊老师综述《连锁董事网:研究回顾与反思》(2014年)《产权性质与企业间网络的形成——对中国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的网络分析》(2016)和今年在《社会学评论》也有再研究。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社会学所的李宗荣也研究过类似议题。上面讲了这么多英国那边,美国的《美国社会学杂志》(AJS)今年也刊了一篇,分析我们通常会说的经济上“短期主义”是怎么来的。Richard A. Benton等人解释的原因之一,是由于公司董事连锁网络衰落,导致缺乏公司领导层面临更大的绩效压力,不容易再形成集体的缓冲型行动。

  社会学研究有时会受制于“方法论的民族国家主义”,但现在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压力,所以社会学也不得不回应,研究更多全球现象,而这一点又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后流动加速与资本扩张有密切有关。在具体研究中,除了扩散视角,也有比较视角。

  乔治梅森大学Johanna Bockman教授有趣地探讨了“芝加哥男孩”——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,如何推动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化。面对这个神话,Bockman教授以南美的秘鲁和智利的转向为例,打破这个神话,认为要从“交叉的思想网络”来入手——不仅有芝加哥学派一支,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在影响南美国家。秘鲁和智利(和南斯拉夫)为了不走向苏联式极权官僚制度,于是要走去中心的、鼓励市场的体制。反而让“另类社会主义”话语也给了新自由主义一条入口。新自由主义利用这个契机,给自己正当化,但又借机打压工人自主的社会运动,收窄“民主”的体制,于是促成了“起于另类社会主义,终于新自由主义”的奇异叙事。

  当然,这种叙事也并不是要否定全球新自由主义自己的力量——比如国际组织,如世界银行、国际货币组织(IMF)。关于这领域研究也挺多了,不管是量化研究“结构性改革”,还是微观研究这些组织在印尼等国的经济学家如何framing经济出来(展演学派的代表)。除此之外,依据也有份专门研究这些“国际组织”发表在AJS上。Alexander E. Kentikelenis等人就指出,常指责国际组织背后是美国的秘密政治,其实是有道理,因为国际组织看似形式结构没有改变,但日常实践上通常各种“规范代换”(Norm Substitution),发展出来资源的联盟与动员、将新举措加以常态化等措施,来推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主张。

  当然,从地方层级,我们也可以探讨新自由主义的发生。比如,今年Lotesta, Johnnie就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发表文章,认为2010年至2013年间,罗德岛州议会通增加州的“商业友好度”来刺激经济增长来解决多年的经济停滞。从选举角度的政治分析和经济重重的竞争,学习和模仿角度,都解释不好,因为最直接问题是忽视了“时机”问题:对去工业化的担忧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代,但州级直到2009年才开始认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。为此,作者提出,已有研究都忽略了政策评估和改革过程的象征意义(提供一种想象的将来和过去),比如当时的一场演讲就这样塑“myth of the business friendly economy,”

  最后,从不妨一些跨国比较数据。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中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兰尼的观点: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运动,这意味着不能让自由主义经济当政,而要看到它所嵌入的社会脉络与国家制度。由此,波兰尼提出了经济活动三个观点:不仅有竞争性市场交换,再分配和互惠。究竟现在社会,民众是不是都接受了第一种观点并反对其它两种观点了呢?德国学者Sebastian Koos等人通过对14个国家的比较,指出市场竞争观念总会和其它两种混合在一起,但程度会各有不同,因此存在a competition-dominated, an embedded and a strongly embedded moral economy三种类型,

  这位学者的野心是把VoC学派(资本主义多样性,如德国的协调型和英美的自由型)中,逆向发展出来varieties of moral economies。这当然和李静君近年的Global China一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,他是进一步深化和流动化VoC视角,发展为varieties of capital。

  同样是探讨varieties of moral economies(但作者没有用这个字,主要是从Esping-Andersen 1990的“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”的角度)www.bg9i.cn,讨论民众对于福利国家的道德经济责任是什么,同样做跨国比较(不是量化,是质性的)。简单地讲,

  作者最有启发的论证,是指出UK的这种国家道德取向,导致民众会期望当他们面对来自移民的威胁(抢工作机会),会更要求国家去排他而非纳入,比如一位英国男士发言时就这样说:

  最后,政治领域,今年持续受关注的议题,还是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,不再一一介绍,有些文献(包括综述):